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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制造是怎样陨落的?数千家企业去哪里了?(从40年考察中国制造的衰落轨迹)

这是我们40年所经历的,做得很正确?



前段时间,国内在讨论上海失去电子信息产业的机会。可是,上海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业基地,40年前上海曾有上千家电子厂。以此计算,上海曾经有近万家大小企业。上海曾经拥有中国最多的名牌,轻工业消费品名牌琳琅满目。


现在,除了美国汽车和一个美国脑白金,你能讲得出大上海有什么名牌产品?


今天看到的消息,上海制定“上海制造”三年计划,要重振上海制造。


我们不得不问,40年前那些上海名牌去哪里了,近万家企业为何关门了?


上海需要制造吗?


改革开放40年,大声歌颂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时候,是否也可探讨一下40年走过的弯路和损失。


而上海制造的陨落只是中国制造陨落的一个缩影。


那么中国制造是怎样陨落的呢?多少企业被我们抛弃?


40年中国经济大跃进挖了九个大坑,能活下来的制造企业可谓九死一生。


就让我们从40年考察中国制造的衰落轨迹。


一、850亿美元洋跃进


中国经济危机的源头是一场850亿美元的洋跃进豪赌。


毛泽东逝世后,有人就说毛泽东经济发展太慢了,要加经济发展,要大力引进外资。


197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,7月份国家计委提出,今后八年花费65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技术设备,重点发展石油化学工业。


政治局讨论时,大人提出可以花100亿美元进口设备,提高中国石油、煤炭和轻工业产量,以赚取更多外汇。8月,国家计委将进口项目提高到150亿美元规模。


1978年6月份,政治局再次听取政府工作报告,大人说:同国外做生意,搞买卖,搞大一点,什么150亿,搞它500亿。500亿美元的规模。7月上旬,国家计委初步整理,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,其中400亿引进外资。


当时的外汇储备只有9亿多美元,一下子举债近百倍,当然无法承受,问题很快出现。为了控制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局面,压缩投资金额。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缓建了400多个大中型项目,1981年又停缓建了22个大型项目。其中就包括上海宝钢、十堰二汽、大庆30万吨乙烯等战略工程。盲目贪大求洋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危害,导致汽车、电子、航空等战略产业难以发展。像上海的运10飞机,在研制15年后最终流产。北京电子管厂(现在的京东方),想上马液晶项目,也因为缺乏国家投资而流产。更严重的危机还在后面。


二、印钞票、涨物价


850亿美元的洋跃进带来财政的危机。政府的财政危机向老百姓转嫁,就印钞票和抬高物价。


不要以为印钞票和涨物价是近几年的事。实际情况是1978年就开始了。近几年还在印,是因为要平稳落地,也就是软着陆,就很要印下去,创造一个时间的缓冲,否则就是硬着陆,还没有能力和时间处置这场危机。


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,光是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要投资300亿元,根本不是中国国力所能负担的。没钱怎么办?开动印钞机!1979年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50亿元人民币的供应量。同时期,为了体现改革开放的好处,中央开始给工人涨工资、提高粮食收购价,给老革命家们盖别墅、换进口小轿车,提高福利待遇。


1979年全国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100多个,财政赤字170.6亿元。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项,财政赤字127亿元。上述项目全部建成,还需要投资1300亿元。为了弥补财政亏空,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.5亿元钞票。从此,印钞票如同吸毒上瘾一般,成为中国经济毒瘤。1978年中国全社会的流通现金仅有229.59亿元,到1985年已经暴增至839亿元。光是1984年的钞票供应增幅,就高达惊人的39%。连年狂印钞票引发恶性通货膨胀。许多物价都至少翻番,高档烟酒等民用消费品价格,甚至直接上涨10倍,以致一些城市出现了“抢购囤积风潮”。到现在中国物价比40年前高涨了100多倍。


印钞票和涨物价就像吸食鸦片一发而不可收,此后一直延续,越印越多,越涨越高。


三、拨改贷抽干企业血液


洋跃进的危机延伸到企业。洋跃进造成巨大财政亏空,政府开始对企业下手,把财政危机转嫁到企业身上。


1984年,为扭转财政亏空局面,盲目实行“拨改贷”政策。以往国有企业从政府财政获得拨款,作为工厂流动资金或技术改造经费。企业盈利后将利润上缴国家财政。这样形成良性循环。拨改贷将政府财政拨款,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,还要支付高额利息。而另一头,企业的利润照样要上交财政。这样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,反而像从前一样,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,导致国有企业迅速陷入亏损困境。


正是由于“拨改贷”,使得中国工业遭到致命打击。企业只顾引进外国设备,以尽快投产盈利,缺少科研资金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吸收。在60年代时期,中国科研投入占GDP的2.32%,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相当(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仅有2.2%)。比如到1980年代,正是电子产业兴起的关键时期,欧美国家和日本、韩国、台湾纷纷加大对电子产业的科研投入。而中国却在大规模压缩科研经费投入。1984年以后,由于“拨改贷”造成的困境,使中国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,科研经费占GDP比值骤然降到0.6%以下。中国电子工业彻底垮了。


比如像中国最大的半导体企业——上海元件五厂。1980年利润高达2070万元,职工人均利润1.5万元。即使是1985年,上海元件五厂的产值仍然高达6713.1万元,利润达1261.4万元。然而到了1990年,上海元件五厂产值下降至1496万元,利润竟然仅有2.47万元,全厂1439人,人均利润仅有区区17.16元。熬了没几年,这家风光了三十年的中国半导体器件龙头企业,就在改革开放的“春风”里破产倒闭了。


四、中央权力下放,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淘汰技术


洋跃进也让以前的企业管理体制失灵,中央政府卸包袱下放权力。


1978年的850亿美元洋跃进是中央政府的成果,然而80年代地方政府又掀起了更加疯狂的洋跃进,疯狂引进落后淘汰设备和技术。


以电子工业为例。1982年,组建电子工业部,主管全国电子工业。该部门继承了毛时代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电子工厂,下属职工总数达100多万人,主要研制通信、雷达、电视、计算机、无线电、元器件等设备。产业结构完备程度,仅有美国、苏联可以相比。光是电子工业部下辖的专业电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。然而在80年代初,由于中央政府全面停止对电子工业投资,各电子企业要自己去市场找资源。于是中国电子工业的技术升级全面停止,与美国、日本的技术差距迅速拉大。甚至被80年代加大电子投资的韩国、台湾彻底甩开。


1982年,中国国务院成立了“电子计算机和大型集成电路领导小组办公室。1984年至1990年,中国各地方政府、国有企业和大学,纷纷从国外引进淘汰的落后晶圆生产线,前后总计达到33条,按照每座300-600万美元估算,总计花费1.5亿美元左右。这33条晶圆生产线,多数根本没有商业价值。造成这一乱象的根本原因,是电子工业部,将绝大多数国有电子企业的管理权,甩给省市地方政府,又缺乏制定执行产业规划的政策权力。出现了全国疯狂引进落后技术的奇怪现象。还有一个原因是80年代开始,国有企业贪污腐败加剧,借着进口项目的名义,领导干部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出国考察机会。


为了治理散乱差问题,1986年电子工业部在厦门,举办集成电路战略研讨会,提出“531战略”。即“普及5微米技术、研发3微米技术,攻关1微米技术”,并落实南北两个微电子基地。南方集中在江浙沪,北方集中在北京。1988年至1995年,在政策扶持下,中国诞生了五家具有规模的国有半导体企业:江苏无锡华晶电子(原无锡742厂与永川半导体研究所合并)、浙江绍兴华越微电子(1988年设立中国第一座4英寸晶圆厂)、上海贝岭微电子、上海飞利浦半导体(1991年设中国第一座5英寸晶圆厂)、和北京首钢NEC(1995年设中国第一座6英寸晶圆厂)。


1990年8月,国务院决定在八五计划(1990-1995),半导体技术达到1微米制程,决定启动“九0八工程”,总投资20亿元。其中15亿元用在无锡华晶电子,建设月产能1.2万片的6英寸晶圆厂。由于官僚体系拖延,九0八工程光是经费审批就花了两年时间。然后从美国AT&T(朗讯)引进0.9微米制程,又花了三年时间。前后拖延五年时间,建厂再花三年,导致1998年无锡华晶电子投产即落后(月产能仅6000片),华晶还要为此承担沉重的利息支出压力,后来不得不甩给了台湾人经营。与无锡华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1990年新加坡政府投资特许半导体,只用2年建成,第三年投产,到1998年收回全部投资。


五、市场换丢技术冲击中国企业


放弃毛泽东坚持多年的独立自主,无底线地开放市场引进外资,当然受到人们的质疑,洋跃进的口号之一是以市场换技术,对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冲击是根本性的。


现在的的资料都证明毛泽东时代中国已经年产轿车19万辆。这个数据不高,但当时的韩国就没有什么汽车,现在就已经是世界第四。而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典型就是汽车产业,被 吴建民这些人天天津津乐道。可是当今天中国汽车每年2500万辆的时候,我们却看不到中国汽车了。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一的汽车销售大国,但却是以比国外高三到五倍的价格买外国公司在中国组装的汽车。


汽车开放市场并没有换来技术,市场全部沦陷,产业全部沦陷。


还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。


1996年7月,西方33个国家正式签订《瓦森纳协定》,民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:电子器件、计算机、传感器等九大类。军用技术控制清单包括22大类。中国同样处于被禁运国家之列。


在各方面严防死守下,中国企业要想获得先进技术,就变得非常困难。而外国企业则凭借掌握的先进技术,在中国市场予取予求,占尽便宜。


1990年,中国大幅降低关税、取消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、开放了国内电脑市场。顷刻间,国外的286、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,长城、浪潮、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。1991年由美国英特尔和AMD,掀起的“黑色降价风暴”,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。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,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,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,一家家电脑整机厂商,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。长城、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。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,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,90年代纷纷倒闭,国内集成电路工业,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。据专家估计, 到1990年代末,中国微电子科技水平,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。


六、工人下岗企业失根基


40年前,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分田单干开始的。借鉴农村改革,80年代中后期城市企业开始搞厂长承包制,但效果不佳。因为城市工人是一支组织性很强的队伍,他们认为是党全心全意依靠的队伍,是工厂的主人,不像农民那样随意改革。承受着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,政府的索求加大,国有企业普遍陷入 困境,1992年起开始“砸三铁”,大规模工人下岗运动出现了。对于这场国企改革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,工人要求企业工人选厂长,而政府要把企业握在自已手里,派厂长还要承包,对立很大。工人下岗被说成是减员增效,但主要是消除改革的阻力,工人都下岗离厂了,就没人阻止改革了,政府想卖就卖,想改就改。但对中国企业的伤害就是根本性的,这些工人是30多年积累起来中国工业化的基本资源。建国前,中国文盲率高达80%以上,积累起这样一只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是多么不容易,可一夜被下岗,企业没了工人还能做出好产品?改革者们天真的认为,把进城打工的农民安排到生产线上,工厂立即开工生产,生产效率立即提高。可事实是产品立即做不出来,做出来的产品质量下降,企业失去了根本的基础,更别谈什么技术创新发展,朝夕不保,还有什么未来?企业既不是一包就灵,也不是一砸就活,最后只好一卖了之,一死了之。


到1997年,中国经济濒临崩溃,全国几十万家国有企业破产倒闭,全国下岗失业工人超过4000万人。连小小一个台湾省的GDP,都几乎达到了整个中国的一半。


七、国家科技人才自生自灭


工人下岗了,哪么科技和技术人员呢?


现在我们知道,1972年中国的屠呦呦研制出了青 蒿 素有效地解决了世界难题疟疾病,国外实现了产业化,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。可这在此之前,中国谁知道有个屠呦呦和青 蒿 素,国外引进中国技术产业化,而中国却根本不予重视,甚至给予鄙视。屠 呦呦连个院士也评不上,原因之一是没有外国学历。


中国有多少毛泽东时代的科技被丢弃,有多少科技人员被埋没?


今天中国发展集成电路产业,最大的困难是科技人才缺乏。而曾经何时,中国也曾经人才辈出。


1958年9月,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室,王守觉等人,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批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,频率达到150MHz。后在中科院109厂批量生产,为中科院计算所研制的109乙型晶体管计算机(浮点32二进制位、每秒6万次),提供了12个品种、14.5万多只锗晶体。后又为计算所研制的109丙型计算机,提供了大量晶体管元器件。109丙机字长48位,平均运算速度每秒11.5万次。该机共生产两台,为用户运行了15年,在我国核武器研制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
1965年,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,与上海冶金研究所、上海元件五厂等单位合作,开始研制655型数字集成电路大型计算机,由陈仁甫副研究员主持,重点攻克TTL集成电路。1969年在上海无线电十三厂投产,定名TQ-6型计算机,每秒运算100万次,配备磁盘操作系统,语言编译程序。


但是历史的大坑是难以在一朝一夕填平的,何况权贵们的挖掘机还在日夜轰鸣,他们要挖走最后一笔财富。


为了彻底打垮中国制造业,特朗普也挥舞起了贸易战的大棒,他们不准中国制造业缓过神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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